建安二十四年，關羽提師北伐，水淹七軍，擒于禁、斬龐德，威震華夏。然轉瞬之間，呂蒙白衣渡江，糜芳、士仁叛降，荊州易主，羽敗走麥城，身首異處。千載之下，論者或咎其驕矜失備，或嘆其孤軍無援，然細繹當時之勢，關羽之敗，實非一端可盡，乃戰略困局與性格缺陷交織而成之悲劇也。

　　先論戰略之困。荊州者，隆中對所謂「跨有荊益」之樞紐也。然自湘水劃界以來，荊州三分，曹、孫、劉各據其半，關羽所領不過南郡、零陵、武陵數郡，北有曹仁據襄樊，東有孫權窺江夏，形勢已如累卵。諸葛亮入川時留羽鎮守，本屬「北拒曹操，東和孫權」之策，然「東和」二字，在羽手中漸成虛文。孫權嘗遣使為子索羽女，羽罵辱其使，拒婚於外——此非僅失禮於鄰，實斷孫劉聯盟之紐帶。當是時，曹操新敗於漢中，孫權方欲圖合肥，三方角力之際，羽若稍示柔韌，縱不能得吳為援，亦可緩其東顧之憂。然羽以「虎女焉嫁犬子」之傲語，使孫權決意聯曹圖荊，此戰略上自絕後路之第一着錯棋也。

　　再論用兵之失。羽北伐襄樊，初戰雖捷，然頓兵堅城之下，久攻不克。曹仁守樊城，徐晃救兵繼至，羽已陷膠着。此時若知難而退，保境安民，猶可守荊州門戶。然羽貪功不已，盡調江陵守備之兵赴前線，致使後方空虛。更可怪者，羽素輕糜芳、士仁，二人懷懼，羽不惟不安撫，反以「還當治之」相脅，逼使叛降。昔韓信伐齊，酈食其已說下齊城，信貪功襲齊，致酈生被烹，然信終能定齊者，以有劉邦牽制項羽也。羽無韓信之才，卻有甚於韓信之貪，前線未克而後院先焚，此用兵之大忌也。

　　然則，關羽之敗，最可痛者不在失荊州，而在其性格與時勢之錯位。陳壽評羽「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」，此語可謂誅心。羽之驕，非徒對糜芳、士仁輩，即對諸葛亮、馬超亦有不平之語。馬超來降，羽書問「超人才可比誰類」，諸葛亮知其意，答以「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群」，羽乃大喜——此等爭強好勝之心，在尋常武將或為可愛，在獨當一面之統帥則為致命。荊州為四戰之地，非有劉邦之豁達、韓信之忍辱不能守。羽以萬人敵之勇，行匹夫之傲，宜其敗也。

　　或曰羽之敗，劉備、諸葛亮豈無責乎？備入川時，留羽守荊，未嘗增一謀士良將輔之。馬良、伊籍雖在幕府，皆非能諫諍之人。及羽北伐，備方爭漢中，不能分兵相援；羽敗時，上庸劉封、孟達近在咫尺，竟以「山郡初附」為辭，坐觀成敗。然此皆事後之論。以當時情勢論，備、亮之於荊州，本屬鞭長莫及，羽之剛愎，實難辭其咎。昔趙奢之妻諫奢曰「王以萬人當敵，今君為將，受命之日，不問家事。」羽受任守荊，而逞一時之忿，拒婚辱使，又貪北伐之功，盡撤守備，此豈「不問家事」之將所為？

　　荊州之失，於蜀漢為致命傷。隆中對所云「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」者，自此成空。諸葛亮後來六出祁山，皆困於秦嶺之險，糧運不繼，未嘗不因荊州淪陷之故。然羽之敗，亦為後世守邊者之明鑑凡鎮守一方者，當以全局為念，不可恃勇寡謀；當以聯盟為重，不可逞一時意氣；當知彼知己，不可貪功冒進。羽之勇，千古無雙；羽之敗，亦千古可嘆。後人讀史至此，未嘗不廢書而三嘆也。

　　要之，關羽失荊州，非天亡之，乃自亡之也。其戰略之困，半由時勢所迫，半由性格所成；其性格之傲，半由天性使然，半由劉備集團之縱容。使羽能稍抑其驕，謹守「東和」之策，則荊州或可保全，三國之局亦將大異。然歷史不容假設，羽之悲劇，正在於其英雄氣概與致命弱點同出一源——此所謂「性格即命運」者歟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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