世論關羽失荊州，多歸咎於其剛愎自用、輕敵寡謀。然細繹史冊，參酌時勢，乃知雲長之敗，非一人之咎，實乃三方角力、大勢推移之必然也。試為之辨。

　　夫關羽之鎮荊州，本處四戰之地。北有曹魏虎視，東有孫吳覬覦，而益州新定，劉備主力陷於漢中，諸葛亮坐鎮成都，荊州實為孤懸之勢。當是時也，關羽北伐襄樊，水淹七軍，擒于禁、斬龐德，威震華夏，曹操幾欲遷都以避其鋒。此非剛愎者所能為也。然其所以能建此奇功者，正因曹魏主力西向，合肥空虛，此天時之利也。然天時雖得，地利卻失——荊州與益州山川阻隔，劉備援軍難至；而孫權踞江東，枕戈待旦，此腹背受敵之危局也。

　　或謂關羽拒婚辱使，激怒孫權，此誠有之。然孫吳之圖荊州，非自關羽拒婚始也。魯肅在世時，已定「榻上策」欲全據長江；呂蒙繼之，更以「羽素驍雄，有兼併之心」為憂。建安二十二年，孫權遣使通好，為子索羽女，羽罵辱其使，權大怒——此固羽之失態，然縱使羽婉言相拒，孫權豈能忘荊州之利？觀後來呂蒙裝病、陸遜卑辭，皆為驕羽之計，可知吳之謀羽非一日矣。羽之拒婚，適為吳人藉口耳。

　　至若糜芳、傅士仁之叛，尤非羽性格所致。芳為劉備妻弟，士仁亦舊從，其守江陵、公安，本為重鎮。然羽北伐時，芳、士仁供給軍資不力，羽言「還當治之」，二人恐懼，遂降吳。此實蜀漢制度之失——荊州與成都相隔千里，監察不周，賞罰不明，使守將心懷怨望。若劉備早遣良吏協守，或諸葛亮預置腹心，何至倉皇叛降？故曰羽之馭下雖嚴，然芳、仁之叛，根在蜀漢草創，根基未固也。

　　再者，關羽北伐之機，實受劉備漢中大勝之鼓舞。建安二十四年，劉備取漢中，自稱漢中王，聲勢大振。羽受前將軍印，假節鉞，遂有襄樊之舉。然此舉戰略上是否必要？或謂羽欲響應漢中，牽制曹魏。然漢中戰事已畢，曹操退還長安，羽之出兵，反成孤軍深入。諸葛亮「隆中對」本欲「天下有變，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」，然「天下有變」何時至？羽未待益州主力東出，便倉促北伐，此戰略配合之失也。然此失豈獨在羽？劉備稱王後，未嘗遣使協調荊州行動，諸葛亮坐鎮後方，亦未規諫，此蜀漢高層之集體疏忽也。

　　尤可歎者，羽敗走麥城時，西望益州，援軍渺無音訊。劉封、孟達在上庸，距麥城不過數百里，然以「山郡初附，未可動搖」為辭，坐視不救。此非羽之人緣不佳，實蜀漢內部派系林立——封為劉備養子，達為東州舊部，與羽本無深交，豈肯冒險相救？故羽之敗，暴露蜀漢整合之不足，荊州集團、益州集團、東州集團之間，離心離德，此劉備政權之深層危機也。

　　總而言之，關羽失荊州，乃多重因素交織其一，荊州地緣劣勢，孤懸敵境；其二，孫吳戰略必爭，非口舌可解；其三，蜀漢制度未備，守將叛離；其四，戰略協同失調，孤軍深入；其五，內部派系傾軋，援軍觀望。羽之剛愎，不過催化之劑耳。後世以成敗論英雄，遂將千鈞重擔壓於一人之肩，豈不謬哉？

　　昔人云「關羽、張飛皆萬人敵，然羽剛而自矜，飛暴而無恩，以短取敗，理數之常也。」此言固是，然未察時勢之艱。若使羽鎮守他處，或劉備主力在側，或孫吳不叛，則羽未必敗。故讀史者當知歷史人物之悲劇，往往非性格之過，乃時代之牢籠也。關羽之殞，映照出三國鼎立初期，弱小勢力在夾縫中求生之艱難。後人憑弔荊州故壘，當思此非一人之敗，乃一個時代之縮影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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