建安二十四年（公元二一九年），關羽自荊州率師北伐襄樊，此役雖以「水淹七軍」威震華夏，終以「大意失荊州」敗亡告終。千八百年來，論者或歸咎於羽之剛愎，或歸罪於孫權之背盟，然細繹史實，此戰實為三國鼎立格局下荊州矛盾之總爆發，其成敗得失，不可僅以個人性格論之。今試從戰略全局、戰術執行、外交博弈三端，重評此役。
一、戰略全局隆中對之破產與荊州孤懸之困
諸葛亮「隆中對」云「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、洛，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。」此策以荊益兩州鉗形攻魏為核心，然其前提在於「跨有荊、益，保其岩阻，西和諸戎，南撫夷越，外結好孫權」。建安二十四年，劉備已得益州、漢中，關羽北伐似正合「荊州之軍向宛洛」之規劃。然時移勢易，此時荊州之戰略環境已非隆中對設想之初始狀態。
其一，孫劉聯盟早已暗流洶湧。建安二十年孫權遣呂蒙襲取長沙、桂陽、零陵三郡，劉備親率五萬兵東下公安，雙方幾至決裂，後雖以湘水劃界（劉備退讓江夏、長沙、桂陽予孫權），然聯盟裂痕已深。關羽北伐之際，荊州後方空虛，孫吳對荊州之覬覦從未稍減。其二，益州方面未能有效策應。劉備稱漢中王後，主力未出秦川，曹操仍據長安、陳倉，關中防線穩固。關羽孤軍深入，實為「偏師獨進」之險著。其三，荊州本身地理形勢不利——北有曹仁據樊城，東有孫權窺江陵，西有劉封、孟達據上庸卻未盡策應之責。關羽以一州之兵抗兩面之敵，戰略上已陷被動。
故襄樊之役絕非「隆中對」之順利執行，反似在聯盟瀕破、策應闕如之際的冒險出擊。後世論者每以「若關羽不北伐則荊州不失」責之，然忽略當時曹操已遣于禁、龐德率七軍援樊城，曹仁圍攻甚急，關羽若不先發制人，荊州亦難安枕。此乃戰略困局進亦危，退亦危。
二、戰術執行水淹七軍之輝煌與後防空虛之隱患
就戰術層面言，關羽此役前期堪稱名將手筆。建安二十四年七月，羽率主力攻樊城，曹操遣于禁督七軍三萬餘人救曹仁。八月，漢水暴漲，羽乘勢決水，于禁七軍皆沒，羽擒于禁、斬龐德，又遣別將圍襄陽，一時「梁、郟、陸渾群盜或遙受羽印號，為之支黨，羽威震華夏」。曹操甚至議遷都以避其鋒，此為羽軍事生涯之巔峰。
然戰術勝利背後藏三重大患其一，兵力分散。羽圍樊城、圍襄陽、分兵守江陵與公安，又遣別將深入郟縣，戰線過長而機動兵力不足。其二，後勤不繼。荊州前線糧食告急，羽擅取湘關米糧，此舉直接觸怒孫權，成為吳軍偷襲之導火索。其三，對東吳防備空虛。羽抽調江陵守軍北上，僅留糜芳、士仁守後方，二人素與羽不睦，羽又未妥善安撫，遂為呂蒙「白衣渡江」所乘。
更值深思者，羽之水攻戰術雖妙，卻暴露其對地理與氣候之依賴。漢水秋漲乃季節性現象，于禁軍屯於低窪處確屬失策，然羽未能預判水退後之局勢。閏十月水退，樊城未下，而徐晃援軍已至，羽被迫撤圍。戰術勝利未能轉化為戰略突破，反因拖延過久引來東吳夾擊。
三、外交博弈孫權之背叛與曹操之權謀
襄樊之役實為三方博弈之縮影。曹操方面，司馬懿、蔣濟獻策「于禁等為水所沒，非戰攻之失，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。劉備、孫權，外親內疏，關羽得志，權必不願也。可遣人勸權躡其後，許割江南以封權，則樊圍自解。」曹操從之，此乃以利誘孫權、以吳制關之經典權謀。
孫權方面，其對荊州之野心由來已久。建安二十二年魯肅卒後，呂蒙繼任，即主張「取羽，全據長江」。羽北伐之際，孫權表面遣使求婚，羽辱罵來使（「虎女焉嫁犬子」），固然激化矛盾，然即使無此辱，孫權亦必乘虛而入——荊州上流之勢，吳之命脈所繫，豈容劉備久據？呂蒙裝病、陸遜卑辭示弱，皆為鬆懈羽之警惕。及至羽抽兵北上，呂蒙即率軍潛行，糜芳、士仁不戰而降，江陵陷落。羽後路既斷，軍心潰散，敗走麥城，父子俱歿。
劉備集團方面，外交失誤尤重。羽北伐期間，劉備、諸葛亮在益州未遣一兵一卒出秦川以分曹魏之勢，亦未遣使鞏固孫劉聯盟。劉封、孟達據上庸，距樊城僅咫尺，羽屢召援兵而封、達以「山郡初附」為辭不從。益州與荊州之間通訊遲滯，羽敗亡前竟無援軍至。凡此種種，皆見劉備集團在跨有荊益後，未能建立有效之協同機制。
結語非一人之過，乃一局之敗
關羽敗亡，歷來多歸咎其「剛而自矜」。然陳壽評羽「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」，確中其病。然若僅以性格論成敗，則忽略歷史結構性矛盾。荊州夾處於魏吳之間，本為四戰之地，劉備集團以一半之荊州（湘水劃界後）抗兩大強鄰，縱使韓信復生，亦難久守。關羽北伐之際，曹操已定漢中、穩關中，孫權則厲兵秣馬待時而動，劉備集團卻陷於「跨有荊益」之虛名，未能整合兩州之力。羽之敗，敗於聯盟破裂、敗於後援斷絕、敗於對手的戰略協同，非僅敗於個人性格。
後世讀史者當知歷史事件之評價，須置於具體時空結構中考察。關羽北伐之悲劇，實為三國鼎立初期地緣政治矛盾之集中爆發——劉備集團在實力不足時過早暴露戰略意圖，曹操與孫權則因共同利益而暫時聯手。此役之後，荊州歸吳，諸葛亮「隆中對」化為泡影，蜀漢只能困守益州，三國格局遂定。故曰襄樊之役非一將之得失，乃一局之勝敗；非一人之悲劇，乃一時代之縮影。
遊戲雜文目錄資訊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