建安二十四年秋，漢水暴漲，于禁七軍盡沒。關雲長乘舟臨樊城，臂上箭瘡未癒，猶自指揮若定。當是時也，許都以南，群盜並起，威震華夏四字，非虛譽也。然未及半載，荊州易主，父子授首。千載而下，論者或嘆其剛愎，或惜其寡謀，然余嘗夜讀三國志，至「權內憚羽」四字，忽覺此中別有天地——江陵烽火所照見者，非獨一將之成敗，實乃三國鼎立格局下，荊州孤島的必然悲歌。

　　夫荊州者，天下之腹心也。諸葛亮隆中之對，早已明言「跨有荊益」之要。然自赤壁戰後，荊州三分曹操據襄陽，孫權得江夏，劉備取四郡。此非穩固之鼎足，實暫時之妥協。劉備借南郡以圖益州，許孫權以「得涼州當相與」，此等空言，豈能填江東君臣之慾壑？魯肅在日，尚能以「曹強劉弱，宜相輔車」相勸；及肅卒，呂蒙代領其眾，即獻「取羽全據長江」之策。是知吳蜀聯盟，自始即有裂痕，而荊州歸屬，終為無法調和之死結。

　　關羽之北伐，時機果失當乎？建安二十三年，劉備攻漢中，曹操親征。至二十四年春，夏侯淵授首，漢中歸劉。五月，劉備進位漢中王。七月，關羽即出兵襄樊。此非孤注一擲，實有戰略呼應之意圖。若羽能取襄樊，則荊益兩路北伐之勢成，曹操腹背受敵，天下事或未可知。然此等宏大構想，需兩個前提一者，益州須速派援軍；二者，江東須恪守盟約。惜乎！成都距荊州千里，消息傳遞月餘方達；而孫權之野心，早已如箭在弦。

　　八月水淹七軍，擒于禁、斬龐德，羽之威勢達於頂點。然細察史文，此役實有僥倖。漢水暴漲乃天時，非羽之謀；于禁不屯高地，乃其失誤，非羽之能。更可慮者，羽軍雖眾，然荊州新附，人心未附；後勤補給，全賴江陵、公安。而留守之糜芳、士仁，素與羽有隙。羽出征前，芳、仁供給軍資不力，羽怒曰「還當治之」，二人皆懼。此等微隙，在平時不過將帥失和；在戰時，則成致命之隙。呂蒙、陸遜正是窺見此點，乃有「白衣渡江」之奇襲。

　　或謂羽若不辱孫權使者、不拒婚使，則吳蜀不裂。此論似是而非。孫權求婚，本為試探；羽之辱罵，固失外交之儀，然即使羽婉言相拒，孫權取荊州之志，豈會稍減？觀陸遜代蒙上書，言「羽矜其驍勇，陵轢於人」，又言「若用之，當令羽得志，終為江東之患」，此等言語，絕非因一言之辱而發。江東君臣，自孫策以來，即視荊州為必爭之地。魯肅之「借」、諸葛瑾之「索」、呂蒙之「取」，手段不同，目標則一。羽之剛傲，不過加速其變，非根本之因。

　　更深一層觀之，關羽之敗，實暴露劉備集團的結構性困境。諸葛亮入川，帶走大量荊州人才；劉備取蜀，又需荊州持續輸血。至建安二十四年，荊州已成為人才與資源的淨輸出地。關羽麾下，除關平、周倉等寥寥數人，再無獨當一面之將。趙雲在蜀，張飛守閬中，黃忠雖勇而年邁，馬超雖名將而難信。荊州防務，竟委之於糜芳、士仁此等庸才。當呂蒙兵臨城下，傅士仁、糜芳不戰而降，非偶然也。此乃劉備集團擴張過速，人才儲備不足之必然結果。

　　且羽之性格，史稱「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」。此在征戰時，或能得士卒死力；然在守土時，則易失士族之心。荊州士族，如蒯氏、蔡氏、黃氏等，本與曹操、孫權皆有往來。羽之傲岸，使此輩離心。當吳軍至，荊州士民不助羽而助蒙，非盡因羽之敗，實因平日積怨。此等人心之失，豈一「剛愎」可盡？

　　余嘗思之若關羽不北伐，專守荊州，能保無虞乎？恐亦難矣。曹操在襄陽，如芒刺在背；孫權在江夏，如臥榻之側。兩強窺伺，而荊州孤立。劉備稱王后，未聞有加強荊州防務之舉；諸葛亮治蜀，亦未見有增援荊州之策。此非疏忽，實力有未逮。益州初定，南中未服，漢中需守，兵力已捉襟見肘。關羽北伐，或正因察覺此困境，欲以攻為守，打破僵局。

　　然則，關羽之敗，非一人之過，乃時勢之悲。江陵烽火所照，非獨雲長之孤忠，實照見三國鼎立下，所有理想主義者的宿命。劉備欲興復漢室，孫權欲劃江自保，曹操欲統一宇內——三者目標不可調和。荊州，恰為此不可調和之焦點。關羽以一人之軀，當三面之敵，雖有萬夫不當之勇，終難補結構之裂痕。

　　後世讀史，每至羽之敗亡，未嘗不掩卷長嘆。然嘆息之餘，當思若無關羽之剛，誰能守荊州於曹操、孫權之間？若無關羽之傲，誰能率孤軍撼動中原？其敗也，非其罪也；其亡也，非其過也。江陵烽火，不過是一曲英雄末路的輓歌，在三國鼎立的棋局上，所有棋子，終究逃不過被時代洪流吞沒的命運。唯有那「威震華夏」四字，穿越千年烽煙，至今猶在史冊上，熠熠生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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