荊州之失，非天亡關羽，實乃人謀不臧。後世論者多歸咎於「大意」，然細繹史乘，此役之敗，實乃關羽一生戰略思維與性格缺陷交織之必然結局。吾人若以三國鼎立之全局觀之，關羽北伐襄樊之舉，非但未能撼動曹魏根基，反使蜀漢喪失戰略要樞，其禍甚於街亭之失。此中關鍵，不在兵刃相接之勝負，而在於關羽對政治局勢之誤判，以及其剛愎自用之性格與蜀漢國策間之深刻矛盾。

　　關羽北伐之時機，正值劉備取得漢中、自封漢中王之後。蜀漢聲勢如日中天，然此表面榮景下潛藏三大隱憂其一，連年征戰，蜀中民力已疲，諸葛亮後出師表所言「益州疲敝」實非虛辭；其二，孫劉聯盟因荊州歸屬問題已生裂痕，呂蒙襲取三郡之舊事猶在眼前；其三，關羽軍中後勤補給線過長，自江陵至襄樊前線，綿延數百里，易遭截斷。在此情況下，穩守荊州、休養生息方為上策。然關羽竟在缺乏劉備明確指令下擅自發動大規模攻勢，此乃戰略判斷之首失。

　　細究關羽此舉之動機，實有深刻性格因素。陳壽評其「剛而自矜」，此言可謂切中肯綮。關羽鎮守荊州近十年，未有重大戰功，眼見張飛在巴西之捷、趙雲在漢中之功，心中已生比較之心。加之劉備稱王後大封群臣，關羽雖獲前將軍之銜，然與馬超、黃忠同列，令其深感不滿。羽曾致書諸葛亮問「超人才可比誰類」，諸葛亮答以「當與益德並驅爭先」，實則暗諷其氣量狹小。此番北伐，或為向劉備證明自身價值，以雪封賞不公之怨。個人意氣凌駕於國家戰略之上，此乃武將之禍，非社稷之福。

　　再論其北伐中之決策失誤，更見性格之固執。水淹七軍、威震華夏之後，關羽本可適可而止，見好即收。然其乘勝追擊，圍攻樊城，欲畢其功於一役，卻忽視了曹操調動徐晃援軍、呂蒙偷襲江陵之雙重威脅。當其得知後方有變，本可迅速回師，然又猶豫於前線戰果，終致進退失據。此種「貪功冒進」之心態，實與年輕時「斬顏良於萬眾之中」之勇猛有別。年逾五旬之關羽，仍抱持青年時之衝勁，卻缺乏統帥應有之全盤考量。呂蒙正是看準關羽此一弱點，故設計「白衣渡江」，以最小代價奪取荊州。

　　更深層之歷史意義，在於關羽之敗徹底改變了三國權力格局。荊州之失，使諸葛亮「隆中對」中「天下有變，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」之戰略構想化為泡影。日後諸葛亮五次北伐，僅能出秦隴一路，無法形成東西夾擊之勢，此皆荊州淪陷所致。蜀漢自此失去東出中原之跳板，終其國祚被困鎖於四川盆地。而東吳全據長江，防線更加穩固；曹魏則能集中兵力應對西北戰事。關羽以一己之失，改寫了三國版圖之均勢，其影響不可謂不鉅。

　　吾人當以關羽為鏡鑑將領之勇略固可摧城拔寨，然若缺乏審時度勢之智慧與謙沖自牧之胸襟，終將成為集團戰略之負累。今人讀史至關羽敗走麥城，常寄予無限同情。然若跳出英雄敘事之框架，從政治決策之角度審視，關羽實難辭其咎。劉備與諸葛亮明知關羽與東吳素有嫌隙，卻未在其身邊安排能制衡之人；關羽屢次辱罵孫權使者，破壞聯盟，劉備亦未嚴加訓誡。蜀漢君臣之用人不明與縱容之過，至此盡顯。

　　時至今日，雲長公之忠義精神仍堪為世表。然史事昭昭，教訓深刻。凡為將帥者，當知進退有時，勝敗有度。關羽留給後世者，不應僅是「青龍偃月刀」之武勇傳奇，更應是那個在勝利面前迷失方向、終致身死國危之悲劇教訓。讀者諸君，當從中體味「根本固者華實必茂，源流深者光瀾必章」之理。若根基不固而強求華章，豈非置國運於孤注一擲？荊州之失，其教訓千年之後猶發人深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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