夫關羽者，字雲長，河東解良人也。自桃園結義，與劉玄德、張翼德誓同生死，其名震華夏，勇冠三軍，然終敗於麥城，身首異處。後世論者，或譽其「義絕」，或譏其「剛愎」，然余以為，雲長之成敗，實繫於「忠義」二字之兩面——忠則忠矣，義則義矣，然其所以敗亡者，亦正在此過於執著之忠義也。

　　雲長之忠，昭昭如日月。當曹操厚待之時，上馬金，下馬銀，贈美女，封漢壽亭侯，然雲長終不為所動，曰「吾受劉將軍厚恩，誓以共死，不可背之。」及至白馬之戰，斬顏良於萬軍之中，解曹操之圍，而後封金掛印，千里走單騎，過五關斬六將，護嫂尋兄。此等氣節，千古之下，猶令人肅然起敬。然細究其行，曹操待之誠可謂「國士無雙」，而雲長去之決絕，亦無半點遲疑。此非不知恩也，實乃其心中早以劉備為唯一之主，他者縱有千金之賞，終不能易其志也。

　　然則，此「忠」之極致，亦成其「義」之偏狹。雲長之「義」，非泛愛眾生之仁，而為結義兄弟間之私義。當其鎮守荊州，孫權遣使求婚，欲結秦晉之好，雲長竟辱罵來使，曰「虎女焉能嫁犬子！」此一言，既絕吳蜀同盟之可能，復種下孫吳報復之禍根。夫外交之道，當以國家大計為重，而雲長以個人好惡凌駕於邦國之上，此非智者所為也。彼時蜀漢初立，國力尚弱，北有曹魏虎視，東有孫吳覬覦，正需連吳抗曹之際，雲長卻以意氣用事，自毀長城，誠可歎也。

　　及至水淹七軍，威震華夏，曹操幾欲遷都以避其鋒。此時雲長之勢，可謂如日中天。然其驕心漸起，目中無人，既輕視江東之陸遜，又不防呂蒙之白衣渡江。昔者孫臏減灶誘龐涓，韓信背水破趙軍，皆以智取勝；而雲長恃勇而驕，終為呂蒙所算，兵敗麥城，身死軍破。此非天亡關羽，實乃自取其禍也。

　　或曰雲長之敗，敗於魏吳之聯合，非戰之罪也。然余以為，魏吳之合，實因雲長之剛愎而促成。當其北伐襄樊，後方空虛，本應戒備江東，而雲長竟調江陵之兵以充前線，致使公安、江陵防守薄弱。陸遜一封謙卑書信，便使其鬆懈戒心；呂蒙白衣渡江，不費吹灰之力而取荊州。此等戰略失誤，豈可委之於天命？昔者趙括紙上談兵，馬謖失守街亭，皆因不聽良言而敗；雲長之失荊州，何嘗非因拒納諫言耶？翼德之亡，亡於鞭撻士卒；雲長之敗，敗於藐視同盟。此兩人者，皆以英雄之姿，終致非命之死，可為後世之殷鑒。

　　然余亦不忍苛責雲長過甚。彼時天下大亂，群雄並起，人各為其主，忠義之節，實為難能可貴。觀雲長一生，戰呂布於虎牢，誅文醜於延津，單刀赴會，刮骨療毒，其勇其義，蓋世無雙。曹操讚之曰「事君不忘其本，天下義士也。」此非虛言。後世奉之為「武聖」，與孔子並稱，非無因也。只是聖人云「過猶不及」，忠義若無權變之智，則反成敗身之由。雲長之悲劇，正在於將忠義推向極致，而忽略了政治現實之複雜。

　　觀今之世，企業家之忠於公司，公務員之忠於國家，皆當以雲長為鑑。忠誠固可貴，然若一味執著，不懂權變，不察時勢，則恐如雲長之守荊州，終有失守之日。昔孟子言「大人者，言不必信，行不必果，惟義所在。」義者，宜也，當因時制宜，因地制宜。雲長之忠義，可為人格之標杆，然其處事之方法，則實不足為法也。

　　余嘗讀三國志，至雲長授首之章，未嘗不掩卷長歎。夫以雲長之才，本可輔佐劉備成就大業，然竟以剛愎自用，使荊州易手，令蜀漢元氣大傷。此後諸葛亮六出祁山，皆因荊州已失，兩線夾擊之戰略無法實現，終致「出師未捷身先死」之憾。此實關羽一敗所釀成也。然設使雲長當初肯納孫權之婚，或聽從諸葛亮「北拒曹操，東和孫權」之囑，則天下大勢，未可知也。歷史無「如果」，然其教訓，豈可不深自警惕耶？

　　總而言之，關雲長者，忠義之化身也，亦剛愎之典型也。其人格光輝，足以照耀千古；其處事失誤，亦足為萬世殷鑑。今人讀史，當取其忠義之心，棄其驕矜之氣，以智補勇，以和濟剛，方為善學古人者也。若徒羨雲長之英風，而不知其敗亡之由，則猶學邯鄲之步，非惟不得其神，反失其本矣。是為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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